通 向 中 国 梦 的 大 布 局

—— 《习近平时代》 选载

作者：［美］熊玠

中国梦，就是中国人希望重返世界之巅的梦想。实现中国梦，对中国人来说，不仅是一个奋斗目标，也是人类历史赋予中华民族的一项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了实现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梦想之一，习近平已经展开了他的执政计划——“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决定习近平改革计划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冲破既得利益的干扰和阻挠，冲决一切保守和因循的藩篱，向着“两个一百年”目标奋勇前行。习近平带领中国人民奋力实现中国梦的拼搏历程，比世人想象的要更惊险，也更精彩。

习近平说出了激荡人心的中国梦

2012年底，美中两国的最高领导人几乎同时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梦”。

2012年，美国和中国的权力更替交接巧合性地赶在了一起。随着美国第56届总统大选的结束，胜选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了《为了永远的美国梦》的感言。奥巴马说：我们将伸开双手迎接那些来到美国、并接受美国价值观的移民及其子女。无论是在芝加哥南城贫民区游荡的小孩，还是那些北卡罗来纳州家具店工人的孩子，都有在未来成为医生、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外交官乃至总统的可能，而这正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几乎与此同时，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来到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也首次吐露了自己的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

一个非裔美国人，成功当选美国总统，奥巴马本人的胜选过程，就是一部美国梦的活剧。而中国的一部近现代史，从一个被称为“东亚病夫”的积贫积弱的民族，崛起成为当今世界举足轻重的泱泱大国，中华民族的百年奋斗历史，本身也堪称梦幻般壮丽的史诗。

为什么中国梦让十几亿人民为之心潮澎湃？怎样将梦想化为现实？就在奥巴马总统提出“美国还要领导世界一百年”之际，中国应当如何应对？看来，梦想的话题不仅是梦境中的蓝图，也是现实中真真切切的博弈和斗争。

　　不了解中国史就不能理解中国梦
　　2014年11月11日晚上，这个月朗风大的冬夜，注定要在中美历史书里写下浓重的一笔。
　　根据外事安排，习近平和奥巴马将在北京中南海进行散步外交。
　　原计划是这样的：晚上6：30 开始在中南海瀛台散步。随后到瀛台涵元殿小范围会见，然后是香扆殿小范围晚宴，最后是迎薰亭茶叙。计划晚上9：15结束全部活动。
　　但事实上是这样的：由于两人谈得特别投入，每一个环节都大大延迟，原定30分钟的会见持续了90分钟，习近平说，吃饭去吧，不想让客人饿肚子。奥巴马说，还想和你谈几个问题。结果原定90分钟的宴会持续了近两个小时，原定30分钟的茶叙，持续了近1个小时。到深夜11点多他俩才挥手告别。
　　两国元首为什么要在初冬的寒风中如此投入地进行这样的谈心？
　　先来说说为什么把散步交谈的地址选在瀛台。“瀛台”这两个字是中国清朝乾隆皇帝的题词。这里环境好到没得说，配上“APEC蓝”，一个字：美！四面临水，衬以亭台楼阁，好像是古代传说中的瀛洲仙境。
　　散步的时候，习近平向奥巴马详细介绍了瀛台的历史变迁。习近平说，瀛台建于明朝，在清朝是皇帝批文、避暑和宴客的地方。清朝的康熙皇帝曾经在这里研究制定平定内乱、收复台湾的国家方略。后来光绪皇帝时，国家衰败了，他搞百日维新，失败后被慈禧太后关在了这里。
　　奥巴马马上接话说：中美历史上这一点是相似的，改革总会遇到阻力，这是不变的规律，需要我们拿出勇气。
　　说到这里，人们就明白了，中美元首谈心选在瀛台的主要原因：习近平要在这里给美国总统先生上一堂现场历史课。
　　习近平后来的话画龙点睛：了解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对理解中国人民今天的理想和前进道路很重要。
　　历史记录对于没有感情的自然世界来说毫无意义，仅仅作为一个时间的刻度记录而已。但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历史和时间，往往就代表着一种命运、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14世纪欧洲文艺复兴，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18世纪西方发生工业革命，1787年，美国颁布《宪法》，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欧美文明赫然崛起，西方一跃成为全球化的主导力量。而东方的中国，从14世纪起，逐渐趋于消沉没落，历史的进步似乎离开了这个东方民族，也因此铸就了被动挨打的悲惨命运：1840年鸦片战争，清朝失败，割让香港岛；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朝完败，台湾被割让；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1901年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中国彻底堕入失败的深渊；1931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中国东北三省；1937年日本全面扩大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北京和南京相继沦陷，日军发动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屈辱和辛酸，悲愤与救亡，成为旧中国真实的写照。中华民族如何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中国人如何重新挺起腰杆，赢得生存和尊严？炎黄子孙在痛苦、彷徨、求索和抗争。
　　对中华民族地位升沉的体认，恐怕谁也不会比海外游子感受更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潘维教授在中科院工程硕士开学典礼的演讲中，讲到这样一个故事：1949年中国国民党政府败退到台湾之后，有位国民党下层士兵辗转流亡到了南非。南非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还是执行顽固的种族隔离政策，到开普敦乘坐公共汽车时，总是白人坐在头一节车厢，黑人、黄种人等有色人种坐在后面的车厢。这位老兵每次都是从头一节车厢买票，然后再走到后一节车厢去。直到1964年的一天，这一切忽然发生了改变：那一天，他依然如常登上公共汽车，买了车票后正准备往后面去找座位，却被售票员一把拉住了：“从今天起，您可以坐在头一节车厢了。”老兵很不解：“我是有色人种，是‘劣等民族’呀，应当坐到后面去。”白人售票员告诉他说：“您还不知道吧，您的祖国中国已经成功爆炸了原子弹，能造出原子弹的民族，绝不能再说是劣等民族了。所以，从今以后，您就和我们坐在一起吧！”
　　50多年过去了，当中国人读到这样的故事，还是止不住热泪盈眶。只有受过屈辱、历尽苦难的民族才能深刻地体会到受压迫和受欺凌的真实滋味。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此之后，中国立即着手氢弹的研制。
　　与原子弹相比，氢弹的制造原理和技术要复杂得多。如果说原子弹的研制之初，中国原子弹研制基地的专家好歹还听了苏联专家讲过几堂课的话，氢弹的研制就只能靠国内的科学家从头干起了。参与氢弹设计的中国科学家邓稼先，硬是凭着一台手摇式计算器和一个算盘，完成了氢弹的理论设计。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而中国的科学家则只用了2年零8个月。
　　当苏联专家1959年从中国全部撤离时，曾扔下这样一句话：离开了我们的帮助，中国人只能把原子弹搞成土豆蛋。
　　几乎所有的外国人都不相信，中国的核武器研制能走这么远。但不服气的中国人就是能在关键的时刻争气。当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研制成功后，西方的科学家一直不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搞出原子弹和氢弹。当时在美国工作的杨振宁教授这样回忆：
　　“美国的科学界普遍认为，如果没有外国科学家的加盟，中国人自己研制出‘两弹’几乎是不可能的。
　　1971年8月，我在北京见到邓稼先，当面询问他中国搞原子弹和氢弹是否有外国人参与。
　　邓稼先表示要认真查一下再回复我。
　　1971年8月16日，邓稼先亲自写信给我：中国的原子武器工程中除了最早于1959年底以前得到苏联极少的援助以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
　　我顿时泪流满面……”
　　121年前的1894年，是中国传统农历的甲午年，这一年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这场战争以中国的彻底失败结束。
　　同在东亚的中国和日本在力量上的历史对比，可以看作是中国从繁荣到谷底的一个缩影：早在公元3世纪，中日就有所交往。到中国的唐朝时期，初步崛起的日本就开始准备侵略朝鲜进而觊觎中国。公元663年，中国唐朝海军在朝鲜的白江口全歼日本水师，让日本了解到中国的实力远比想象的更强大，此后的近1000年时间，日本再也没有发起挑衅。日本在丰臣秀吉掌控朝政后，于1592年又一次做起了“侵略中国，定都北京”的春秋大梦，这场战争史称“壬辰之战”，中国明朝政府派大军援助朝鲜政权，中朝联军再一次大胜日军，迫使日本又消停了300年。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日冲突中，中方在硬实力上一直占有优势，但朝鲜甲申政变之后的十年时间，情况就悄然发生了变化。
　　甲午战争爆发后，由于清政府和清军部分将领的腐败无能，无论在朝鲜战场还是在中国国内战场，总是屡战屡败。早在日军占领辽东半岛后，清政府便开始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本求和。威海卫失陷后，清政府求和之心更切，遂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议和。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承认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赔偿军费白银2亿两，允许日本在中国开设工厂，开辟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地为商埠。由于沙俄等国出面干涉，日本把辽东半岛归还中国，但中国给日本3000万两白银作为“赎辽”的补偿。《马关条约》是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不平等条约，日本从中国掠夺的数以亿计的赔款，为其进一步发动侵华战争奠定了物质基础，从此日本军国主义思想进一步膨胀，在相继击败中国和沙俄成为东亚霸主之后，居然于1941年12月7日悍然袭击美国珍珠港，从而挑起日美之间的全面战争。
　　2013年12月27日，习近平在一次重要会议上直言：“军事上的落后一旦形成，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将是致命的。我经常看中国近代的一些史料，一看到落后挨打的悲惨场景就痛彻肺腑！”
　　所以，要了解中国梦对中国人的意义，就要了解中国史，只有读懂了中国历史，才能明白贫穷落后对中国人来说是怎样的“痛彻肺腑”。

中国梦引发民众强烈共振
　　2013年3月中国两会期间，北京又一次陷入雾霾天气之中，一位“80后”独立音乐人为某媒体的两会报道创作了一首名为《致老去的我》的主题歌。这首歌曲在网络上播放后，立即引起了众多中国网友的共鸣。歌词作者身处雾霾之中，却依然不失乐观，坚强地表达了困境中的中国人依然坚持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这种坚持梦想的精神，激发了中国青年人的热议，人们在点赞之余，也进一步引发了民众对中国梦的讨论。
　　中国梦当然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但也应当是民众的梦，是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的梦，这样才能得到民众的呼应。对此，习近平在2013年的中国两会上作了回应：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安全的食品、清洁的用水、畅快的呼吸、和谐的氛围还有温馨的家庭，是最基本的意愿，这些目标的实现，比那些宏大的“国家目标”更能唤起他们的工作动力。
　　所以，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就撰文指出：目前中国面临着诸多挑战，如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而调和这一切的唯一方式，就是推出一种新的“中国梦”，将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和可持续发展的国家目标融合起来。
　　对于中国梦的认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也经历了一个“三步走”的曲折过程。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曾经豪迈地预言：中国将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但美好的梦想毕竟要面对一穷二白的现实，毛泽东风趣地说起了中国的家底：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在如此低下的生产力条件下，毛泽东将工业化定为主攻目标，他在1956年提出构想：1911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45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45年，就是2001年，也就是进入到21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共中央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的伟大国家任务，后来简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目标。
　　毛泽东的梦想之路走得并不平坦，为了尽快实现目标，他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66年又发动“文化大革命”，更使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十年浩劫”。十年“文化大革命”不仅让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也使中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美国从1961年1月到1969年10月，经济连续快速增长106个月，以致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被称为“繁荣的10年”。日本的发展更是迅疾，从1955年至1970年，日本GDP增长了7.2倍。20世纪50年代初期时，中日之间的经济差距不大，此时一下子被日本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毛泽东晚年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说明，梦想是可贵的，但关键是要找对圆梦的途径。
　　1979年，邓小平接过了“中国领航员”的任务，在没有航标的河上开始了新一轮探索。
　　邓小平发起的改革正是从改善民生开始的。
　　曾经担任过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万里每当回忆起他在安徽担任省委书记的一段经历时，总是抑制不住热泪长流：1977年深冬，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去饥荒灾情最严重的安徽淮北农村调研，万里走进村边的一个农户家，看到一个老人和两个姑娘披着破棉絮，依偎在锅灶边。万里给老人打招呼，老人不理。万里以为老人家耳聋，便大声打招呼，老人还是不理，旁边的干部赶快跑过去附着老人的耳朵说：这是咱们安徽省委书记看你来了。老人才慢慢站起身来。这时万里反而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了，原来老人没穿裤子，赤裸着下身！万里赶紧别过脸去招呼两个姑娘，两个姑娘也不敢搭理人。这时旁边的干部说：万里书记您别喊了，她们也没裤子穿。万里这才明白，他们父女三人就是这样光着身子，靠锅灶的余温度过寒冷的冬天的。万里再也止不住眼泪，他决定不管极左派如何攻击，也要支持农村的包产到户改革。中国的改革就是这样从安徽农村开始试点启动的，其原点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吃饱穿暖，而不是饿着肚子去辩论“什么是社会主义路线，什么是资本主义路线”的大道理。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当选为总书记后，第一次与中外记者见面，就公开宣示自己的最大政治主张是顺应民心和改善民生：“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中国梦只有接上地气，与每个民众的切身利益挂上钩，才能拥有丰沛的生命力。十八大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才能使中国梦成为民众共同富裕的梦。
　　
小康梦将向全民共同富裕迈进一大步
　　20世纪80年代初，在邓小平的倡导下，小康社会就成了中国人民跨世纪的理想和行动目标。在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全面小康之梦，构成了100多年来中国人强国梦想最实在、最具体的表达，也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对中国各族人民的庄严承诺。
　　“小康”一词，最早见于中国最古老的诗歌集《诗经》，在《诗经》的《民劳》一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这句诗的意思是“百姓太辛苦了，让他们休息一下吧”。
　　从《诗经》开始，不要让老百姓过得太辛苦，让他们休养生息，过上安乐日子，就成了历代执政者追求的目标。中国民间也习惯于把家用充足、安居乐业的家庭称为“小康之家”。然而，真正让全民过上安乐幸福的生活、人人平等享受劳动成果的场景，在中国的历代王朝中从来没有实现过。即使在盛唐的开元天宝年间，国势极盛，社会上两极分化仍然十分严重，以至于唐代著名诗人杜甫将之形容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邓小平根据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不断丰富，逐步勾画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大体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
　　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中共十四大进一步提出，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实现第二步发展目标；同时，也对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提出初步设想。中共十五大又将第三步目标进一步具体化：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10年的努力，到建党100周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将大会主题定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标志着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小康建设的冲刺阶段，也标志着全面小康已成为现阶段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新目标。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尽管中国东部的部分大城市已经率先步入较发达的阶段，城市基础建设、市民收入水平和健康教育医疗水平，与欧美发达国家相差不大，但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贫困地区，全面小康的任务还相当艰巨。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到2013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收入组”为56389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低收入组”则为2583元，也就是说农村贫困人口每天的收入只有7元钱。所以，习近平在河北农村的一次考察中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总是善于根据民众的意愿和事业发展的需要，提出富有感召力的奋斗目标，从而唤起民众与执政党并肩奋战，这已经成为中共的一项重要的领导艺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小康梦，简而言之，就是一个民众幸福感显著提高的美好社会之梦，这样的奋斗目标很快就引起了中国各族人民的强烈共鸣。
　　目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提出了五位一体的建设布局，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全面协调推进，为中国共产党的“两个一百年”目标圆梦确定了行动指南。
　　2014年3月，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s Piketty）的英文著作《21世纪资本论》。该书全景式展现了19世纪到21世纪初全世界的收入不平等的状况，并预测了21世纪收入不平等加剧的趋势。托马斯·皮凯蒂指出，以美国为例，就收入分配而言，1910年美国最富有的10%的人口占有全美40%的收入，这一比例于1929年经济危机前升至50%，经济危机后有所下降但仍然高于40%。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比例最低曾降至30%，随后在30%~35%之间徘徊。该比例从1980年开始一路飙升，2007年已超过1928年的历史高点（50%），2012年最富有的10%的人口已经占有全美55%的收入，如果算上资本回报，不平等的现象将更加严重。
　　在过去的30多年中，中国遵循“成功经济学”的路子，让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摆脱了贫困，今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无疑将推进共同富裕的路子，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平等分享改革与发展成果。成为包容性发展的国家，这将是对世界发展模式的又一次重大贡献。